2018年伯克希尔·哈撒韦股东大会已经过去了3天，《红周刊》巴菲特股东大会深度报道团队也即将归国。《红周刊》一直在提倡价值投资，并以为投资者服务为宗旨。而在此次前往奥马哈之前，《红周刊》有幸请到了三位国内知名的价值投资者，他们不仅是价值投资的倡导者、实践者，更是价值投资的传播者、成功者。我们今天就听听他们三位的投资人生，以及他们在践行价值投资过程中的感悟。

 

嘉宾简介：

 

杨宝忠：职业投资人，曾于2015年和2017年参加伯克希尔·哈撒韦股东大会

 

陈继豪：高溪资产和合伙人、执行董事

 

董宝珍：否极泰基金经理

 

 

《红周刊》：三位都是价值投资的践行者，那么，第一个问题请三位简单聊聊，在接触以巴菲特思想为代表的价值投资理念之前，你们是怎样接触股市的？主要的投资方法是什么？

 

杨宝忠：我是1993年1月份进入股票市场的，而接触巴菲特的思想是在1996年，当时，看到了中国第一篇介绍巴菲特的文章。但在接触到巴菲特思想之前的3年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。在这3年里，我痴迷于技术分析——画图表、听广播、猜涨跌、频繁买卖股票，陷入了疯狂的“赌博游戏”。很快，我初期投入股市的资金近乎亏损殆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贪婪和恐惧的情绪在我身上交替发生。当时，我为一个大客户代理资金，在和这个大客户合作了一年半之后，还是亏了不少钱。所以，到1996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彻底绝望了。以上就是我接触到巴菲特思想前的一段经历。

 

陈继豪：我想，所有的投资者在入市时都是有改善生活的目的。我最初也是抱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初衷进入的股票市场。我当年在北京住40多平米的小房子，一个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块钱。80年代，身边有一批人，靠卖电子表、录像机、彩电首先富起来了。但是我当时在国企工作，没有环境去改变人生。所以，后来我就下海，在机会更大的证券市场当中打拼。

 

很多老股民都知道，我们股票市场一开始并没有涨跌停板制度，交易环境特别混乱。我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样无序的市场中赚到的，但其间也是经过了几起几落，追涨杀跌过程中我爆过两次仓。刚才杨老师说，他那个时候崇尚技术分析，其实那时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没有价值投资这个概念的。那个时候庄股横行，在这个市场中有钱的人说了算。跟对了庄就赚到了钱。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消息市。在这样的市场中，我们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。几次差点被“淹死”之后，我也在思考，如何才能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下来，后来也就慢慢地接触到了价值投资。

 

董宝珍：1994年，我在证券公司负责二极管屏幕和整个公司的电脑网络后勤工作。相比之下，我真的是很特殊的案例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技术分析，我也不认为几根K线就构成了股票涨跌的基础，所以我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技术分析的过程。

 

1996年，我买了第一只股票——马钢股份。当时马钢股份的股价只有1块钱，是市场上最便宜股票之一。但马钢股份的盘子也非常大，很多人都说买大盘股的是傻子，因为大盘股不会涨。但我当时就认为钢铁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即使公司破产，投资者还能抱着一堆钢铁回去。而且公司股价就1块钱，很便宜。由于当时买马钢股份的时候我还没有市盈率的概念，并不是基于市盈率买入股票，单纯是因为它们的股价很低，所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，我一直都抱着一两块钱的股票。与很多人不一样，我在进入股市的前10年都没赚过钱，也没赔过钱。但是这期间，我身边连续有三波人相继破产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初入资本市场，大家的经历都不太一样。巴菲特是看了格雷厄姆的《聪明的投资者》才奠定了其价值投资理念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改变了各位之前的操作方法，并引导各位走向了价值投资之路？

 

杨宝忠：1996年1月19日，上证指数跌破前期低点524点。当时在给一个大客户朋友做代理，因为当时的行情特别低迷，眼睁睁地看着指数跌破前期低点，很迷茫。而且当时把自己钱赔光了不说，还把客户的资金也赔的差不多了。当时就特别绝望，觉得有个声音在跟我说：“杨宝忠，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，但你已经彻底失败了。”但就在5天以后，1996年1月24日，《上海证券报》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介绍巴菲特的文章，当时文章还把巴菲特翻译成“华伦·布费”，但就是这篇文章唤醒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 

这篇文章首先挽救的是我和客户朋友的合作关系。因为当时指数大跌，朋友跟我说：“账户里的股票别买了也别卖了。”但在我看来，我和朋友的合作关系，应该到此结束了。但这篇文章让我开始寻找价值被低估的股票，并成功翻身。在这篇文章，有一句话说：“股票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经常有很大的背离，但是由企业基本经营所决定的内在价值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。”这些话在今天听来耳熟能详，但在当时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。

 

后来投资了燕京啤酒，在燕京啤酒跌到每股13元钱的时候，我跟朋友说，机会来的时候要“成吨的买”。所以，当时我们用两个账户的资金买入了燕京啤酒的股票，这两个账户在1998年的时候都进入燕京啤酒前10大流通股东，在持有这只股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几次参加燕京啤酒的股东大会，并进行调研。可以说，燕京啤酒是我实现财富自由的基础。

 

董宝珍：资本市场上很多人最后也觉悟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杨老师经过3年就明白了，但我20多年前认识的人，被资本市场淘汰之后他现在也完全明白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现在精力跟不上，财力也跟不上了。

 

杨宝忠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幸运。我接受巴菲特思想的时候，上证指数在500点，过了5年之后上涨到2200点，相当于我赶上了一个为时5年的大牛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通过股票投资，我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国股票市场，感谢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的机会，也感谢巴菲特思想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我们要给杨老师点赞，下面也请陈继豪老师谈谈他的投资理念的转变经历。

 

陈继豪：我后来走上价值投资这条路，是从四川长虹开始的。1996年的时候，彩电行业非常火爆，四川长虹那个时候在玩命的做广告。1996年，四川长虹的每股收益是2.36元，股价是7元左右。那个时候A股市场有两个绩优股，一个是四川长虹，一个是深发展。按照这个数据来算，四川长虹当时的市盈率只有3倍，也就是说，买入四川长虹，两三年就能回本，而且四川长虹当时的利润增长率非常高。后来，四川长虹股的股价从每股7元一直涨到每股60多元。

 

第二只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股票是三一重工。三一重工在2004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火，但它的股价却在一路下跌，在三一重工的股价跌到10元的时候，当时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号召中高层募资增持1亿股。但在增持之后，股价横盘一段时间又进一步下跌，一直跌到5元钱。当时有记者追问梁稳根，三一重工为什么在10元钱的价位上动用10亿元增持？他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，他说：“这个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三一重工。”言外之意，三一重工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。我就在想，在三一重工跌到5元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买入，我还能有什么风险呢？结果在随后的两年，三一重工从5元钱一下涨到70多元，这或许就像巴菲特所说的，用5毛钱买了1块钱的东西。

 

但是，现在有另一种说法，有些散户跟我说：“你现在有这么多的钱了，本金很充足，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但我现在就像是一个小煤球，资金非常少，很难做价值投资。”其实，价值投资需要等待的时间很长，这期间很有可能不涨，反而会出现下跌，而且在这个等待过程中，很多散户经不起各种诱惑。所以，我想说，要有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才能体会价值的真谛。

 

杨宝忠：你上面说的，正是我所不愿意看到，即由于我个人的成功让之前没有投资过股票的人盲目进入股市。经历了风雨，其实不一定能见彩虹。所以我也建议，已经进入股市又无法离开股市的人，就多听听巴菲特的思想，这是我所倡导的。

 

陈继豪：没错，我们为什么倡导价值投资，就是避免投资者再走我们之前的老路。但是现在很多散户进入股市之后总有个想法，就是都认为自己是“股神”，认为自己能够长期战胜市场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一开始赚到了钱，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市场并不复杂，从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

 

董宝珍：我再插一句话，豪哥刚才提到了四川长虹，我印象非常深，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——什么时候买入四川长虹，都是正确的；什么时候卖出四川长虹都是错误的。这句话就是在四川长虹最高点时所说的。价值投资在中国市场很容易教条化，所以践行价值投资并不容易。杨老师刚才说，如果入市了，就学习价值投资。我想说，如果没入市，大家也别入市了，听巴菲特的，买指数基金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三位嘉宾的意见非常中肯，下面一个话题，我们就再聊聊，在转向价值投资的过程中，各位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？

 

杨宝忠：我在1996年接触到巴菲特思想以后，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，但我有一些不适应。后来有一个过渡，就是系统研究巴菲特的思想，并将这种工作培养成了我的一个兴趣。我一直说，我是带着求救的渴望，学习巴菲特思想的，巴菲特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。巴菲特之前说，如果你正确选择心目中的英雄，你就是幸运的。格雷厄姆就是巴菲特的英雄。所以我现在说：“第一，要正确树立心目中的英雄；第二，要对投资感兴趣。”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，我认为，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反败为胜。

 

其实我到2001年就已经离开股市，转战房地产市场了。在房地产市场投资了7年，一直到2007年。这些转变都是巴菲特思想推动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

 

陈继豪：我的体会和杨老师有一些相似，也有些不同，我认为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很重要。杨老师刚才说，他后来离开股市投资房地产，我想，如果杨老师一直留在股市中，要做到淡定是有难度的。所以我非常崇尚王阳明，我崇尚他处于恶劣的环境中，创办了心学。而我们在股票市场这个嘈杂的环境中也要能够适应，从而拒绝很多干扰，并坚持初衷——做价值发现。此外，该离开市场的时候就应该离开市场，并不是说长期在市场里待着就是价值投资。

 

杨宝忠：巴菲特在1969年解散了合伙人公司，就因为当时资本市场的估值已经非常高了。

 

董宝珍：对我来说，我在系统地践行价值投资之后就一直没朋友。尤其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，没有任何人认同我。单位同事投机挣了钱都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，我还是骑自行车，不过到了后来，我的自行车还能稳稳地骑着，他们骑摩托车的都不见了。我虽然通过价值投资获得了安全感并小有盈利，但就是得不到认同。再往后，尤其在投资了贵州茅台之后，我的人缘是越来越差，社会评价也越来越低，搞得我都快没有勇气进入社会了。我现在养了一只狗，平时就去郊区呆上一天，没事就和狗交流。 所以，价值投资成为不了主流，是不被推广、不被接受的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您刚才提到了您投资贵州茅台，这件事对您的影响有多大？

 

董宝珍：投资贵州茅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可谓影响了我一生的价值观。当时，我写了1千多万字关于贵州茅台的研究笔记，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证明我是对的。但当时我说“我是对的，市场是错的”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：“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敢说市场是错的”。但我当时就认为我是对的，或许再等一等我就赢了，我没有赢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杨老师和陈老师在接触到价值投资之后，路越走越顺，但董老师这边就曲折了很多。那作为普通投资者，我们如何才能践行好价值投资？

 

杨宝忠：99%的投资者都应该买指数基金，巴菲特建议美国投资者买指数基金，中国的投资者更应该这样。

 

陈继豪：我特别同意杨老师的观点，就是99%的投资者都应该买指数基金。但为什么很多人不买？就像刚才说的，投资者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了。我接触过很多投资者，每天除了看K线图，没有别的生活和爱好。而且他们没有定力，我们再怎么宣传价值投资，很多人是不认可的。

 

董宝珍：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，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投资领域成功？我认为，天赋占了一半。天赋很重要。在投资领域，150智商的人不一定能够战胜120智商的人。巴菲特说，我想把多余的智商卖出去。什么样的人可以成功呢？我认为一定是较真儿的人，这样的人会坚持正确的看法。当所有人都指鹿为马的时候，价值投资者不指鹿为马，这种性格就是天生的，是培养不出来。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，在那群人里是智商最低的，但他有朴素的人性、求真的精神。

 

《红周刊》：剩下的时间，请大家聊一聊，在巴菲特所提倡的各种理念当中，哪些理念您认为是最核心的？

 

杨宝忠：价值投资最核心的思想，即买股票就是买企业股权，股票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凭证。

 

陈继豪：巴菲特强调以品牌为代表的“护城河”和企业竞争力，我投资贵州茅台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价值投资者一定是追求未来价值的实现，因此在这个角度，我更注重品牌的力量。

 

董宝珍：我认为是专注。巴菲特经常说他有20个打孔位，但很多散户只用2万块钱就买了六七只股票。投资是认知的博弈，只有超越了大众的认知才能获利。认知是怎么来的？是钻研出来的。一个投资者早晨研究钢铁，中午研究水泥，晚上研究零售，这样的研究并不专注。专注才能塑造能力圈，从而创造财富。